本报讯本报7月7日头版头条刊出的《高校和大企业联姻:知识经济时代前奏曲》在浙江引起较大反响,知识界有识之士认为,知识经济时代的序曲已经奏响,应加快高校和企业的联合,培养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队伍,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
浙江省经济规划院副院长吴敏一研究员说,光明日报的报道意义深远,为高校和企业如何走向知识经济提供了思路,同时也指出了高校今后必须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培养人才的办学方向;报道介绍的高校和大企业联合的多种模式,为更多高校和企业的联合提供了借鉴;报道还给政府出了一道题目:在高校和大企业的联合中,政府该怎么办?这样的报道有深度,有现实意义,很值得一读。
浙江大学经贸学院常务副院长姚先国教授认为,这篇报道以证券市场这个侧面反映知识经济成为当前社会热点的现状。证券市场对高校背景看好的现象是可喜的,其积极意义不可低估,它折射出人们对知识经济的认同。
吴敏一认为,目前出现的高校和大企业联合的现象是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国内外宏观环境变化后的必然产物。高校走出校门和企业联合,直接把知识产品转化为生产力,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这说明高校已从闭门搞科研、单纯为科研而科研走向为现实服务,已经意识到知识只有与现实生产力结合才能发挥效益。
另一方面,企业也非常愿意与高校联合,企业靠一般的技术开发已难以生存,必须靠技术创新,靠高技术高知识的武装。瞄准高校,是企业的内在需要。中国要走向知识经济时代,高校与大企业联姻是先导,这正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前奏曲。
谈到高校和企业的长期隔阂,姚先国认为,高校科技成果推广率低的原因是只注意成果的先进性和系统性,忽视成果的经济性;企业的技术创新的动力不够。科技成果的过程是:技术发明(主体是科技人员)——技术创新,即技术的首次商品化应用(主体是企业家)——技术扩散带来技术进步。科技成果推广的主体是技术创新,而我国技术创新的机制还没有形成,国有大中型企业技术创新动力不足,干好干坏一个样使国有企业领导对技术创新缺乏积极性,技术创新的环境又不好,新产品一出来就被假冒,加上技术创新的支撑条件不够,贷款利息负担重,立项过程中关卡林立,雁过拔毛,造成成果的交易成本过高,一旦选择发生错误,就会给企业造成损失。要改变这一现状,必须创造适合技术创新的环境,理顺高校和企业的关系,规范秩序,杜绝假冒伪劣,建立激励兼容的利益分配机制。
高校与企业如何有效联合,如何把高校隐藏着的财富转化为企业的经济财富?吴敏一认为,其一,高校与企业联姻的模式要走多元化的道路,要探索出紧密型的模式,如搞股份制,高校可以用知识经济作为资本参股,与企业共担风险。其二,知识经济是有价值的资本,必须度量、评估并逐步建立起一整套规范的评价体系。其三,高校与企业联姻还必须建立和完善知识经济市场,以市场为载体,高校可以把知识成果拿到市场去招标拍卖,也可以通过上网交易。其四,发展知识经济的关键是人才,高校和企业都必须把人才放在首位。高校应努力把一部分人才培养为拥有现代经济知识的人才,企业则应努力把自己已拥有的人才转化为能够实际操作知识经济的人才。通过高校和企业人才的双向培养,使高校和企业的联姻有坚实的基础。其五,国家对高校和企业联合应给予积极支持,要把发展知识经济作为国家产业政策的重点,同时还要有一整套的法律法规制度给予保证。
高校与企业联合是否就意味着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到来?姚先国不这样认为。他说,这一现象并不足以说明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到来,证券市场反映的只是一个表象,是一个信号。从全国范围而言,我国还处在工业经济的初始阶段——像浙江这样的沿海发达地区已进入中期阶段——我国目前的主要任务还是推进工业经济的进程,以证券市场的表象来说明我国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到来还为时过早。不过,姚先国承认,我国的经济发展是梯形推进的,发展极不平衡,不可能齐步走,在某些领域,某些产业,某些经济发达地区,可率先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并成为我国经济转型的支撑点。因此,我们在积极推进工业经济的同时,应努力为即将到来的知识经济时代作准备。目前,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速度正在加快,我们面临在国际经济大舞台中与发达国家竞争,从目前开始,我们应在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上加大力度,要有意识培养一支能够承担起知识创新重任、能迎接知识经济时代挑战的主力军。尽管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如果我们头脑冷静,目标明确,战略步骤得当,措施有力,我们完全可以发挥后发者的优势,尽量缩短工业经济时代的过程,在未来二三十年时间内完成工业经济时代的过程,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我们建设工业经济的终点,也就是知识经济的起点。